而我的阐述在分析理论与实践之时，既强调了两者的联系，又淡化了两者的区别，甚至将两者视为一个事物进程的正面与背面。

[33] 通过上述分析，可指出，司法日常话语"文学化"的"辅助理解"功能颇为明显，其司法方法意义上的"内在性"，能够予以揭示。但其中一位当事人，事后则到处告状，声称调解方案是由法官所强加。

老庭长（此时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永安法庭庭长）"醉翁之意不在酒"，一场以种菜为题的聊天，不但拉近了法庭与群众的距离，更增进了原、被告之间的思想交流。司法展开，总要面对两个问题：其一，辨析法律意义上的对错，如判决中的法律对错。针对第一个问题，即辨析法律意义上的对错，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如果得当，则可促进被司法者的逻辑理解，同时，也能使被司法者更为相信司法者的"对错判断"。[14]在中国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司法中是最为明显的。而一旦司法者展开了"文学化"行动，则被司法者不知不觉面对了法律引导和"温和"引导的竞争，甚至有时更被后者所吸引。

[24]其实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"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"（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》1999年第6期）中指出，要增强、公开判决书的说理性，这实质上就是考虑了被司法者理解的"司法公正"的要求。[19]第二，老庭长利用了当下话语情景营造感染氛围，使当事人触景生情，处于心灵冲突的状态，又使其自我感动，处于类似文学化的"内心被打动"，如此，让"种菜"话语活动，成为"法律"话语活动的推动力，进而使当事人产生自我疑问：为何自己要让纠纷发生？第三，在叙述行动中借助隐喻象征，使菜园场景和法庭场景互为映射，特别地，使当事人感觉法庭场景有如菜园场景，产生类似文学化的"景情想象"，从而将法庭中对峙、生硬的感受，转化为菜园中和谐、亲切的感受。[103]前注[29]，袁静书，第16~23页。

此理由，并非意指两作品更可能是真实的反映，而是意味着，在《刘巧儿告状》和《刘巧团圆》中，或可得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可能的运行逻辑的同情式体会。本文同时认为，就马锡五审判方式而言，将文学作品与相关史料相互印证以求微观细节的可能真实，也属一厢情愿，因为，其完全可能存在循环论证，即文学作品的真实，依赖相关史料的印证，而后者真实，又依赖前者的印证。如因果追索尤其是一般群众参与讨论的因果追索，可使办案者减少讨论精力而更注意甄别，同时，可使办案者易成中立者而避开指责压力，[123]但庭审却需更多时间，也易遭遇办案拖沓埋怨。当然，因果关系的不断追索有其意义，此为联系看问题，以更周全解决纠纷。

评论以顺带绕过的方式，回避了张柏在抢亲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的情节，却集中表明群众对断散封张婚姻不满。从相关文学作品进入作为讨论视角，当然不意味着其他法律史料的关注、一般法律现象的分析仅为辅助。

之中，与马锡五审判方式联系最密切者，为《刘巧儿告状》、《刘巧团圆》和《苍天》。[28] 第二，相对看，两作品更聚焦于封捧儿案或刘巧儿故事，完全将之作为主题线索，而该案或故事，本身便是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旗帜样本。前面第五节已提到，当事人包括不少群众讨论抢亲是非时，倾向于追究卖婚的原因，在讨论卖婚是非时，又倾向于追究说媒的原因并延伸至买婚（朱姓富人出大价钱）的原因……这意味着，无前一原因，便无买婚，无买婚，便无说媒，依此类推。③封捧儿与张柏定情，封捧儿对父卖婚不满，认为婚姻大事不自由，你看欺人不欺人，[52]张柏顿感拆散我夫妻罪不轻，[53]而张金才等认为，封彦贵定下亲事又要赖（指封张两家原为封捧儿和张柏所定娃娃亲）、几次卖婚罪不轻，[54]决定抢亲，此为事件的第三个环节。

[36]关于文学中的法律，参见Ian Ward， Law and Literature: Possibilities and Perspectives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， 1995，pp. 4~15. [37]参见艾绍润、高海深编：《陕甘宁边区判例案例选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81~82页。[46]另当年《新华日报》的《一桩抢婚案》介绍此案时，叙述类似，同样仅指出，对于好好的一对小夫妻要给拆散掉，群众尤其不满。[1] 一、问题 对马锡五审判方式，已有研究颇丰富。而上述提到的群众抢亲讨论，结尾时无人再有异议，此亦表明，抢亲不免过分。

要是接受老百姓的意见，又不能照顾政府法令，这不是叫人作难么，[70]这意味着，逻辑上若婚姻名分成立，则抢亲罪名便不能成立，反之，抢亲罪名成立，则婚姻名分不能成立（其可视为再现了前面提到的李木庵忧虑）。[57]马锡五便讲，说媒说得实在，结亲者会欢迎。

前注[1]，张希坡书，第224~225页。[16]参见《解放日报》1944年3月13日，第1版。

因为，自我发现荒谬，等于自我教育，进而等于更易倾听相对有益的审判意见。[49]同上，袁静书，第16~17页。[110]前注[22]，韩起祥书，第95~96页。再次，案件涉及卖婚，此问题又涉及财富的优势，这对没能拥有一定财富甚或大体无财富可言的普通一般群众而言，注定是一个不平等的压抑，而不平等压抑，自然会使这类群众产生对财富缺乏的张金才家支持的心理，进一步，可能促成一个矛盾心态：不愿意看到没有安全的生活环境，但也不愿意看到财富优势可获得婚姻优势。照顾风俗和人情，父老的意见我尊重，犯法的也要受处分，其角色显然是审判者……而开庭前，马锡五深入了解案情，与群众交流，其颇自然接受某乡亲递上香烟而放下自己的烟袋，不生硬拒绝，[118]此时身份是普通群众…… 不断转换角色的逻辑，当然不意味着没有决定性的中心角色，相反，却意味着，多种随附角色转换的目的在于辅助中心角色，即衬托审判者。[83]前注[22]，韩起祥书，第88页。

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》，计114篇。之所以认为当事人或旁观者及参与讨论者（如陪审员）会如此，乃因为，一个现象过去及现在总存在：基层审理案件时，办案者的一个重要工作，便是不断提醒庭审参与者注意围绕关键事实而陈述或辩论，此或彼事实，与本案无关或属另一法律关系。

前注[22]，韩起祥书，第58~63、75页。其次，上述两种偏好的存在且对立，是否意味着各自需收敛进而有益互补？这是本文通过文学作品讨论的马锡五审判，其可能应对的关键环节。

[35]参见冯象：《木腿正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32页。[98]前注[22]，韩起祥书，第95页。

第一，以身份论，张柏与其他参与抢亲者有所区别，张柏为案件纠纷中婚姻有效的践行者，没有张柏则判决书中着力宣扬且无人异议的一桩自主婚姻无法实现。[82]③某群众认为，封彦贵卖婚不对，‘他为银钱把女子（指女儿—引者注）不给好人，给了个祸害星。此意思是，若惩罚张柏不可接受，一般人感受的心理便自然会导向对张金才等人处罚的同情，因其毕竟是事出有因，非无故寻衅滋事以使群众恐慌、致社会秩序混乱。故概言之，本文全面推进法律与文学的主旨，并视之为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新的研究路径。

因果链条的建构，表明事件的产生发展有其逻辑，并非是无缘无故的。[75]②某群众提出，首先不对的是抢亲，有理就该到政府里讲，为什么拿棍拿棒，动武抢亲？[76]③某群众不同意，你们大家说这个道理通也不通？要是……不卖人，我大叔（指张金才—引者注）也就不会抢亲。

可能的运行逻辑之二是不断转换角色。马锡五说，各人的道理讲得清，根据法令来审判。

如纠纷解决中，坚持程序正义，严格执行职业化、专业化的诉讼操作，却同时强调审判人员态度温和地对待当事人，且认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主张并关注（仅是关注）社会的普遍意见，这是否可归入精神继承?显然，其既可谓之新形势发扬，也可谓之行之故我，存去除之蕴或至少使精神继承形同虚设。这种机制，可谓之必须依赖细节清晰即一切均能沙盘操作的场景而明确。

从《刘巧儿告状》和《刘巧团圆》观察，除案件当事人如封彦贵、张金才、媒婆和朱姓富人，其他旁听及参与讨论的一般群众，对封张婚姻一致赞同，但对其他问题皆存异议，而不可忽略的是，如原裁判员所担忧，异议（如怎样处理卖婚、抢亲）对封张婚姻的圆满亦存影响，即异议的各种问题若不能较有效地解决，封张婚姻的结局，将有遗憾。八、在基层司法中 现在，需讨论进一步的问题：看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可能的运行逻辑，其所应对的深层法理问题，及所欲处理的关键环节，此意味着什么？马锡五审判方式，与当年的基层司法紧密相连。[112]前注[29]，袁静书，第54页。正是在此，可见办案者与当事人及一般群众的重要差异：前者具有定纷止争的责任，从而产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压力，且知晓确定法律责任的要害或关键，并担忧问题解决最后结果好坏的责任负担和官方权威。

[116]作为常识，一般看，传统的涉法文学故事总具有高潮结局的特点。[108]前注[29]，袁静书，第55页。

吴雪杉：塑造婚姻，《读书》2005年第8期，第5~11页。就此看，若希望讨论局面控制的成功，并获实质性的最终结案断定，便需孕育是非观念和摈弃意见伪劣者。

[102]前注[22]，韩起祥书，第95页。此外，主观上，当事人和一般群众，颇可能不清晰或不在意任意因果联系追究可能产生的前述结论荒谬，因其通常并不熟悉法律责任的确定不可能无限追索因果。